人之相识，贵在相知——吴觉农、陈宣昭与胡浩川先生的一段往事

——吴觉农、陈宣昭与胡浩川先生的一段往事

吴宁(吴觉农孙女)

吴觉农（左一）、胡浩川（右二）在祁门茶叶改良场

我第一次听到胡浩川先生的名字大概是在1970年的春天。

有一天，我陪奶奶去王府井买丝线。我正漫不经心地随奶奶在路上走，奶奶突然停下来，对我说：“ 我们走过了。”然后不由分说，拉着我急急地转进了旁边的一个小胡同。“走过了吗？去买丝线，我们从来走的是同一条路。”我疑惑地转头去看。只见一位头戴蓝帽子、身着蓝制服的老人弯着腰，慢慢地从胡同口走过。回到家里，我听奶奶对爷爷说：“今天在路上好像看到了胡浩川，我和小宁就拐进另一个胡同。”爷爷说：“是他吗？”奶奶说：“不晓得，像是。”爷爷叹了口气，再没说什么。

“谁是胡浩川？”我因为对奶奶他们那一代的事情感兴趣，加上奶奶在街上的奇怪行为，所以耳朵伸得特别长。

胡浩川

奶奶说：“爷爷几十年前的好朋友，后来不往来了。” “什么时候的好朋友，为什么不往来了呢？”我央求她讲给我听。

爷爷和浩川先生是1921年在日本静冈学茶时认识的。那一年奶奶也正在日本学蚕桑。有一天爷爷来东京看她，浩川先生也一起来了。初次见面，奶奶说，浩川先生是一个质朴诚恳的人，一口安徽官话，声音不高，总是正襟危坐的，有点拘谨，与爷爷的热情浪漫恰成鲜明的对比。当时，很多中国官费来到日本的学生一开始都不习惯日本的粗茶淡饭，浩川先生却很喜欢，他欣赏日本人一滴茶、一片菜都不浪费的简单。浩川先生年纪比爷爷还大一岁，奶奶称呼他浩川兄。

奶奶对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在1923年9月1日东京大地震之后，爷爷那时已经回国了。地震后，东京发生了大火灾，日本浪人借口外族人放的火，残杀朝鲜人和中国人。奶奶和她的室友王竞白为了躲避浪人都穿上了和服，打扮成日本人。有一天她正在街上走，忽然听到有人在街对面叫她的名字，原来是浩川先生和另一位中国人。朋友在大难不死之后相见，分外高兴，浩川先生对奶奶说她穿着日本衣裙差点都没认出来。匆忙中他递给奶奶一小包鱼干和两瓶汽水，就急急地走了，奶奶连问他静冈的情况怎样的机会都没有。奶奶说，地震后的几个星期，所有的人都是靠着政府分发的几个饭团度日的，在这种又饿又渴的状态下，这一小包鱼干和两瓶汽水是奶奶永生难忘的。

以后，虽然奶奶爷爷与浩川先生无论在日本还是回到中国后一直都有联系，但他们真正在一起工作却要到1932年冬天，爷爷写信邀请他来上海商检局，和爷爷一起去祁门办茶场。

奶奶说，1933年初，浩川先生从家乡来到上海，一个人借住我们家楼上的亭子间，虽然他和爷爷奶奶很熟悉，但他很客气，每次奶奶让他和我们家人一起吃饭，他总是婉言谢绝，偶尔家里做了特殊的菜，奶奶让阿姨为他送上去一盘，他总是下来谢，自己把碗和碟子洗干净。晚上，爷爷常有约出去会朋友，但浩川先生却不喜欢社交，多在家里读书，写文章。那一年，他翻译了日本学者青木正儿研究屈原《九歌》的论文，次年，他的三儿子出生，就起名“九歌”。他每次从皖北探家回来，总是要带一包六安的瓜片茶和特产送给奶奶。他自己喝很浓的绿茶，给奶奶的是瓜片，自己带回来喝的是茶末子。

爷爷和胡浩川先生去祁门一去就是一两个月。调查茶业，整顿茶场，建设新茶园。奶奶记得有一天，爷爷与浩川先生一同回来，他们带回的衣服和鞋上沾满了泥浆，鞋底还有爬山时被石头戳的洞。爷爷兴奋地说，他们在祁门的郭口看好了一块山地，可以做试验基地。祁门全境山岭在百分之八十以上，有很多杉林、松林、竹林和苦槠林，从土质和环境来说，种茶都是最理想的。如果郭口能够成功，他们不仅能重振祁红，而且有希望在十几年内把皖南变成中国的静冈。浩川先生微笑着听爷爷讲，只是在最后加了一句“皖南茶的质量一定会远远地超过静冈的”。

那年的春天爷爷和浩川先生是在祁门度过的，他们与平里的章家成立了一个合作社收购毛茶精制。合作社没有经费，爷爷就把家里的两千元存款垫上了，祁门茶场的职工又凑了四百。合作社精制好的茶也是通过爷爷在上海卖出的。

那一年，平里合作社的祁红精制很成功，因为国际市场茶价下跌，其他祁红茶业都亏本，但爷爷他们的合作社却赚到了百分之十五的纯利润，虽然茶的产量并不是很大。春茶之后，他们回到上海，奶奶专门准备了好酒好菜在一起庆祝。听奶奶说，浩川先生喜欢写诗，那天晚上他也写了两首，表达的是孟子“人之相识，贵在相知”的意思。

爷爷和浩川先生，用奶奶的话，有一箩筐的复兴计划：祁门，皖南，皖北，中国。这是他们聊天的主要内容。《祁红复兴计划》是浩川先生执笔的，在平里的油灯下打的草稿，在我家楼上的亭子间里写成的。 1933年的冬天，他们开始酝酿《中国茶业复兴计划》，几个晚上都是在火盆旁讨论到深夜。奶奶有时烧点夜宵，菜肉粥、阳春面或小馄饨。奶奶常听到两个人的说笑，偶尔也听得到两个人的激烈争论。爷爷告诉奶奶，浩川先生很固执，看问题黑白分明，很少有折中的余地，争执起来，爷爷是要让着他的。但他对技术问题的思考很细密，像个工程师，一板一眼，从不马虎。爷爷常说：“我们是最好的合作，他的长处正好补我的短处。”

奶奶说，浩川先生话不多，为人谨慎，彬彬有礼，从来不发脾气，爷爷呢，有魄力，思路畅达，新的想法总是源源不断地涌出来，这些想法在与浩川先生的辩论中去粗取精。那一年里，爷爷与胡浩川先生的合作是最多的。由于处事和行文风格的不一样，如今我读他们的著作，依稀可以辨识出他们不同的声音，例如《中国茶业复兴计划》，浩川先生写的部分文字很精细，而我爷爷写的部分则比较口语化。

1953年吴觉农和夫人陈宣昭东裱柏胡同家

从1934年到1949年底，浩川先生在祁门茶场担任场长，除了1941到1943年去重庆复旦大学任教，他在祁门茶场工作了十三年。他在祁门的生活非常清苦，吃住都极简单，有时没有菜，就煮一碟野生水蕨，用葛粉做几个团子。但他一面制茶，一面读书，过得很愉快。

他在复旦大学期间也曾去爷爷办茶叶研究所的武夷山小住。 他写的诗句 “不爱人间富贵花，只采平凡快活茶”，爷爷说在武夷山的朋友当中很流行，表达了那一代茶人的精神境界。

1949年的10月，在爷爷的倡议和主持下，中国茶叶总公司在北京酝酿成立了。奶奶说，爷爷邀请许多老朋友来北京参加中茶，浩川先生是他最先发电报联系的。当他收到浩川先生动身从祁门来北京的消息，高兴得手舞足蹈，让奶奶把东安门的房子整理干净，请浩川先生一家先在我家里住下来。

1950年到1951年的两年里，中茶的事业欣欣向荣，爷爷以为他与浩川先生所写的《中国茶业复兴计划》终于要得以实施了。可是好景不长，到了1951年底， “三反”“五反”运动相继开始，爷爷突然感到中茶公司内的空气大变，所有的党员同志都与他不讲话了，就是浩川和翰周先生也只是在有业务需要时，才很勉强地与爷爷讲几句。 “三反”中，爷爷成了被批判的对象，中茶各部门的负责人都要参加对他的批判。同时在全国各地，他的不少老同事都被降职、批判，还有的被错打成了“大老虎”。以后，虽然罪名都是莫须有的，爷爷还是决定辞掉中茶总经理的职务。这之后他不再多谈中茶的事了，奶奶说，辞掉中茶的工作是爷爷一生中最不情愿的决定，他好多天都不能入睡。

奶奶说，那个年代，在面子上与资产阶级的朋友划清界线是可以理解的，“三反”“五反”后，爷爷好多很要好的共产党的朋友都不太来往了，但多是在外面摆摆样子的。相识相知那么多年，心里总还是朋友，奶奶没有参加过批判会，所以对她来说，与浩川先生之间几十年的友谊真的不存在了是不可想象的。

一晃十一年过去了，浩川先生再没来过我家，奶奶也没有见到过他。1964年初，奶奶从中茶的朋友那里听说浩川先生犯了心脏病，在医院里四十多天才抢救过来的，心里很惦念他。有一天，奶奶在路上走，看到多年不见的浩川先生正向她走来，急忙迎上去，关心地问：“胡先生，你好一些了吗？我们都很担心你……” 浩川，浩川的叫了几十年，现在叫胡先生，奶奶还觉得不自然，怕浩川先生会怪罪她。可是，浩川先生都不朝奶奶看一眼，只是机械地说：“我不认识你，不要来找我……” 说完径直走了过去。奶奶站在那里呆了，不知所措。

奶奶的故事讲完了，她又开始踩动她的缝纫机为我们补衣服，我还能听到她用上海话自言自语：“几十年的好朋友，唉……”她的叹息在缝纫机运转声中消失了。

在那残酷斗争、不讲人性的年代里，不要说多年好友的关系被破坏，很多家庭都会搞得反目为仇，家破人亡。可悲的是，我的奶奶是一个气量很大的人，但她却不能接受与胡浩川先生在街上相遇的这一幕。她因为在家里不工作，不属于任何单位，所以她没有被当时中国的政治运动洗脑，她不能理解几十年的友情能这样轻易地断送了，也许是在日本街头和北京街头相遇的对比太强烈了，曾听她几次与茶界的朋友和家人提起这件事，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她讲这件事时的困惑表情和忿忿不平的声音。我想，在奶奶心里，这件事到她走的时候都是一个遗憾。

近几年来，在收集爷爷和他那一代茶人的资料时，我读到了他们回忆胡浩川先生的文章，也去拜访了胡浩川先生的儿子象先老师。我了解到在浩川先生的一生里，除了有对茶的敬业精神之外，更有对中国共产党宗教式的虔诚。

浩川先生1925年就加入共产党。对于他来说，党的事业高于一切，他心甘情愿地作出了许多牺牲：1954年，他响应党的号召把上大学的机会让给工农子女，主动把自己的小儿子胡象先送到内蒙去落户；1961年，他在困难时期宁愿挨饿，拒绝对高干的各种补助；1962年，他拒绝搬入当时为高干准备的红霞公寓； 1963年，他到各地茶厂去视察，不住旅馆而住在茶厂；1967年，在惨无人道的“文革”批斗中，他在烈日下被红卫兵鞭打，以后又拖着疲惫的病体坐在机关的走廊里写了两年的交待和检查，但他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信任却没有丝毫的改变，他不断地对家里人说要正确对待，这些遭遇都是党在考验他们。

浩川先生相信党是永远正确的，是廉洁的，是无私的。为了党的事业，他牺牲了自己家庭和个人的利益，更何况与一个过去的资产阶级的朋友决裂。虽然“三反”“五反”与“文革”相比是小巫见大巫的无情斗争，但那是大讲阶级斗争的开始。我可以想象，在浩川先生的眼里，1953年的吴觉农的确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是资本家：不仅有房子，有财产，而且还开过公司和茶厂。党要他与资产阶级做斗争，他斗了，要他与资产阶级划清界线，他划了，这也许就是他在街上不认识我奶奶的原因吧。

《中国茶业复兴计划》

图片来源于孔夫子旧书网

又是几十年过去了。幸运的是爷爷和浩川先生合写的《中国茶业复兴计划》为我留下了他们当年同甘共苦的记录，让我分享了他们当年的共同理想，令人欣慰的是我有机会认识浩川先生的家人，象先老师就向他父亲年轻时一样诚恳，我与他重续了爷爷和浩川先生那一代的友情，特别是当他用浩川先生最喜爱的浓浓的红茶招待我的时候，我好像看到了三十年代浩川先生和爷爷奶奶饮酒赋诗时的“人之相识，贵在相知”。

本文原刊《中华茶人》2010年12月，P5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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