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 万里茶道上的重要水陆节点

 

官码头。 本报记者王涛摄

山陕会馆。 本报记者王涛摄

    福建茶叶网10月28日讯：素有“南船北马、七省通衢”之称的襄阳是万里茶道上的重要水陆联运节点。明清时期的襄阳“商贾连樯，列肆殷盛，客至如林”，建有20多个商业会馆、30多个码头，商业辐射到黄河上下、大江南北。茶叶作为当时交易的大宗商品，晋商的茶船都需要在襄阳的码头卸货再通过陆路转运至山西、内蒙古……茶叶贸易促进了襄阳上百年的经济繁荣。

　　起源：中俄万里茶道的形成

　 “万里茶道”是始于清雍正年间中国到俄罗斯的一条重要的茶叶出口商道。这条商道是晋商开辟的，从武夷山到俄罗斯的恰克图，全长5000多公里，纵贯南北，是与汉唐“丝绸之路”齐名的一条重要国际贸易通道。“万里茶道的形成，实际上与历史上两个条约、一个口岸有关。”现任湖北省历史学会理事、湖北文理学院襄阳及三国历史文化研究所研究员的叶植告诉记者。

　　据资料记载，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两国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条约中规定“允许其边境贸易”，标志着中俄长期贸易的开始；到了雍正六年（1728年），中俄两国又签订一个《恰克图条约》，条约中在两国贸易方面规定，俄商每三年来北京一次，同时允许俄商在两国交界处进行零星贸易。然而到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政府宣布中止俄商来北京贸易，把与俄罗斯的贸易口岸锁定在恰克图。

　　恰克图在什么地方呢？“现处俄蒙边境，从张家口过去还有一两千公里。”叶植说，“有了贸易口岸既是好事，也是坏事，别的地方都不能通商了，只能到这里交易。”这样，恰克图成了最大的中俄贸易市场。中俄贸易鼎盛时期，“那边晋商有100多家，茶叶是其中的大宗贸易”。“清朝中前期的茶叶贸易，由于晋商诚实守信、资本雄厚，基本垄断了这个市场。因此，晋商也称这条运输茶叶的线路为‘万里茶道’。”叶植说。

　　航运：万里茶道上的黄金水道

　　汉水是中国古代内河最便捷、最畅达、最繁忙的“黄金水道”。在中国版图上，只有汉水是南北向的，它连起了长江与黄河，连起了南方与北方。而襄阳正位于汉水中游，其水路航线开发成效尤著，“逆汉水抵陕南、川北，转丹江入豫西，溯唐白河达豫南，顺汉水入长江、过洞庭、达湖南。”这里水道南北纵横、道路四通八达，襄阳自然而然成为商贾云集、货流通畅的商品集散地。

　　对汉水文化、会馆文化研究颇深的襄阳拾穗者民间文化工作群的发起人李秀桦向记者介绍说，从汉口西来的茶船在这里也有分流：

　　从樊城沿汉水西上，不到100公里处为老河口。老河口历来为襄阳下属，距其不远为丹江入汉水处，故名之。该处不论沿岸地质状况和水流深度均较樊城为优，故水运繁忙、贸易昌盛，很早便成为船泊停靠、商品集散的城镇。

　　作为汉水支流之一的唐白河则是茶船北行的另一水道。唐白河是由唐河和白河交汇而成，自古以来是连接湖北、河南两省水上交通的重要航道。唐白河水流较大，但唐、白两河左右分叉后，水势就变弱了。但唐河较之白河，水量尚充足，河道较深，水情变化较小，全年均可通航。这样，沿唐白河北上，一直航行到唐河航程的尽头，一处叫做社旗的地方，渐渐发展成了名震豫西南的重要商埠。

　　叶植也说，“到清代中期，汉江上汉口到襄阳的船每年约有两万只，老河口到樊城、樊城到社旗，长期往返的船只大概在1600艘。可见当时襄阳水运的发达。”

　　水运是最省力、最便宜的运输方式。历史上，从汉口到襄阳的汉水航线是推动襄阳经贸发展的动脉，尤其是晋商从汉口将茶叶运来，刺激了襄阳清代中叶的繁荣。

　　线路：襄阳是万里茶道的重要节点

　　当年，晋商在武夷山茶区采购的茶叶，先运到汉口，再经汉水运至樊城或老河口或社旗上岸，由骡马驮运北上，经洛阳，过黄河，越晋城、长治、太原、大同、张家口至归化城（今呼和浩特），然后改用驼队穿越1000多公里的荒原沙漠，最终抵达恰克图同俄罗斯商人进行国际交易。这是万里茶道的一条主线。

　　据叶植称，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的商务报告对此有详细记载：“极为巨大的茶叶贸易是由山西商人经营的，大部分茶叶经由恰克图运往俄国市场。这种茶叶由汉口运往距汉口350英里的一个大市镇樊城，在樊城起岸后，装大车运往张家口，运往归化厅（今呼和浩特市）。供蒙古销售的茶叶是由樊城以上另一名为老河口的大市镇，从老河口以骡子和大车运往山西、运往归化厅，然后由归化厅分销于蒙古全境。”

　　当时，携货北上的茶商们，将茶包塞满船后，离开汉口，逆水行舟，经汉江水路来到樊城，“往北到河南洛阳的传统商路基本上就三条：一条是从樊城上岸直接走旱路到洛阳；二条是在樊城卸货，换体积小的船，驶入较窄的唐白河，到河南的社旗上岸奔洛阳，这条路线因多走一些水路，成本便宜；三条是继续往西到老河口，在老河口上岸卸货，换上骡马往洛阳。”叶植屈指数道，因此，往北不论从哪条线走，襄阳都是茶商们的必经之地。“不过鸦片战争以后发生了些变化，到处都有通商口岸，俄商就直接进来做生意了，这条茶道被他们所垄断，但襄阳仍是万里茶道的重要节点。”叶植称。《襄樊港史》记载，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已有俄商在汉口设庄收购茶叶。俄商在汉口加工的茶叶除一部分海运回国外，相当一部分“由汉口溯汉水至樊城而陆路运往西伯利亚”。显然，俄商的这条运茶路线与鸦片战争前山西商人的运茶路线是一致的，即水运至樊城转陆路北运。“襄阳是万里茶道的转运中心，发挥着重要商路节点作用，是万里茶道绕不过去的点。”叶植说。

　　码头：万里茶道上的中转站

　　襄阳自古就是水陆交通要津，北津戍、东津这两个地理名称就是因此而起。“津即渡口的意思。”叶植称。

　　据叶植介绍，清中期以后，樊城东部处于唐白河水道的两个镇——白河口镇（今清河口）和柜门关镇（今东津）商业兴起。当时运输茶叶的船只在这里停靠，商人在这里歇脚，一时商贾云集。直到咸丰十一年（1861年），捻军一夜之间烧毁白河口镇，加上同年唐白河改道，繁荣富裕的白河口镇再也没有恢复，东津镇的商业地位也深受影响。

　　同时兴起的还有老河口镇。老河口地处鄂、豫、川、陕四省交会的咽喉地带，又处在汉水中游东岸，从清朝中期开始，这里逐渐形成了一个繁华的商埠。平常往来的商船在老河口的江面上桅帆林立，有上千艘之多，沿岸修有20个梯级码头。“可惜，由于下游建水电站，水位抬升，老河口的旧码头，如今都淹没在水下。”叶植称。

　　清朝中后期，是襄阳一带水运的极盛期。为此当地修筑了很多停泊码头，其中仅樊城就有二十几个。叶植介绍说，“清道光年间任襄阳知府的郑敦允，为治理汉水泛滥，由商人赞助，沿江修筑了一条坚固的大堤，后人称之为‘郑公堤’。大堤的修筑也为河街的繁荣创造了条件。同时还将樊城码头改为台阶式石码头，有的还是人货分开的，每个码头都和河街、会馆相通，甚至有的就是直接对着会馆。”如公馆门码头、晏公庙码头、官码头就距山陕会馆较近，其中官码头是当年樊城岸上最大的一处起运点，以装运土产杂货为主。

　　会馆：晋商在襄阳经商的见证

　　襄阳作为北上水道的必经之地，商贸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而云集了各地商人，自然也备受晋商们重视，位于襄阳二中内的山陕会馆就是最好的见证。

　　商帮修建会馆，目的是为给家乡人落脚、歇宿、谈生意提供方便。襄阳的山陕会馆坐落在樊城靠近汉水的当年商业贸易最为繁盛的地方。山陕会馆作为樊城保存状况最好的一座会馆，是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由山西、陕西两省商人共同建立的，其规模之宏伟浩大、建筑之精美华丽、建筑等级之高，均居樊城二十余家会馆之首。

　　当年茶船到了襄阳，很多山西茶商在转运之余也设点零销，同时向附近的商贩做批发生意。清朝中叶以后，这里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茶市。

　　李秀桦告诉记者，在河南社旗的山陕会馆留下了很多当年茶商的记载，但樊城山陕会馆现存的许多捐款碑里记载了很多行当，却没有茶业这一行的专门记载。从两万多字的碑刻中，目前他们仅在嘉庆六年（1801年）的《山陕会馆重修山门门面乐楼碑序》中发现了隐没其中的“永兴合”这样一个商号是与茶叶有关的，而且其还是首士（即行业领头人）。据考，永兴合属于山西祁县茶帮，其经营茶叶生意一直维持到新中国成立后。“襄阳这里是它设的分号，从嘉庆六年这一时点来看，与万里茶道也是吻合的。”李秀桦说，“襄阳作为万里茶道的汉水中枢是毋庸置疑的，但更详细资料还有待进一步挖掘。”

　　李秀桦认为，除了山陕会馆，樊城的武昌会馆、江西会馆，尤其是福建会馆都会与茶叶贸易有关。

　　叶植也说，老河口当年的会馆有十多处，原来那里的山陕会馆比樊城的还大。

　　老街：茶道带来襄阳商业繁荣

　　清晚期，茶道逐渐被俄国人垄断。鸦片战争以后，俄国商人开始从襄阳转运茶叶。《襄樊港史》载：“俄商经襄阳转运的茶叶数量很大，据1892年至1901年《通商华洋贸易总册十年报告》记载，俄商经汉水北运的茶叶‘每年约有20万担运往俄国本部，平均约2.5万担运销于西伯利亚和蒙古’。从清同治十年（1871年）至光绪二十年（1894年），俄商从襄樊港转运的茶叶达2684214担，占俄国输入茶叶总量的15.9%，最高年份占64.7%。俄商利用襄樊港转运茶叶达数十年之久。”

　　另据日本人水野辛吉著《汉口》一书载，自俄商垄断汉口的茶叶市场后，山西茶商分化为直接与外商贸易的“洋庄”和继续往来蒙古做生意的“口庄”两类。口庄每年运往蒙古的茶叶约8万箱，运往张家口的约4万箱。在樊城换装的茶叶数量最高年份可达30万担以上，最低年份也有10万担左右。

　　大批茶叶在襄阳换装，运茶后南归的大车和骡马载回北方物产，又成为南来茶船的回程货源。南茶北运和北货南运给襄阳带来商业经济的繁荣。

　　那时，樊城沿河兴起了一条河街，有3公里长，是现在中山前街、后街的前身，商行、货栈、银楼、店铺、手工作坊密布，后来逐步演变为“九街十八巷”。叶植认为，“当时襄阳的商业中心已转到樊城，这和茶叶贸易有很大的关系。”

　　不仅樊城商业兴旺，老河口亦如此。《襄樊交通志》记载：“清初老河口建镇后，四方商贾云集，港埠应运而兴。光绪年间，街道基本定型，素有鄂、豫、川、陕四省之衢的‘小汉口’之称。”到清末，老河口的商业繁盛一度超过了附近的樊城、南阳，“天下十八口，除了汉口是河口”是过去老河口人引以为傲的话。“现在老河口保存较好的有清一代形成的太平街就比樊城的前街后街宽得多。”叶植告诉记者。“随着西伯利亚铁路通车，这条万里茶道就日渐衰落了。”叶植说，中俄万里茶道正式起始于雍正年间，终止于十月革命。这个时间大约有两百年，高峰期在襄阳不到一百年。

　　万里茶道随着近代铁路的兴起而逐渐衰落。但万里茶道作为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世界文化遗产，万里茶道所蕴藏的经贸、文化、旅游等丰富内涵仍需要深挖。叶植强调襄阳虽然是文化古城，但没有世界文化遗产，如果万里茶道申遗成功，对襄阳的文化、旅游、经济发展都将会有很大的推动作用。